新华网北京6月9日电，外交部发言人“提问”记者：“你有孩子吗？”当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詹姆斯提出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问题时，秦刚反问“几个问题”，此为其一，“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记者：无语。“如果你有孩子，或今后将要有孩子，我想你能够理解广大家长对互联网上有害信息传播的担忧和关切。”“我还可以告诉你……”

当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沉浸在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令对方无招架之力、反问之词、兴许还瞠目结舌的喜悦中的时候，或许，他根本不会考虑、在意向他提问的记者的感受，不会考虑无意间听到他的语气、腔调的全体中国人的感受。否则，他应该是不会以如此粗鲁的话语、颟顸的形象示人而丝毫不自知的。

在我的印象中，秦刚如此声调的发言，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想必秦刚更加懂得：外国记者的一些提问，表面偏“外”、实则中性甚至是偏“中”的，因为，即便是最不善意的提问，实则也是给了发言人一个很好阐释、表现我国相应政策、做法的良机，给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良机，发言人理应抓住难得的机遇作为且心存感激才是。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秦发言人这里，看到的是另外的情形。以上面的情形为例，英国记者刚刚提问这个或许在秦发言人看来，比较“敏感”的问题，即被当头一棒，打得落花流水，不知就里。如果再进一步推测，若“敏感”果真不存在，则秦发言人又有何必要如此过激？难道言辞上的刚硬、“圆满”就能令人信服？难道外交部发言人的功效，就是为了呈一时的口舌之能，而全然不计是否让人从内心里信服？

中国是一个有着温良恭俭让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且日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国。文明古国加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应该是个什么形象？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可以肯定的是，若由全国民众投票表决的话，当肯定不是秦发言人目下的样子！

彬彬有礼、儒雅倜傥、亲和率性、谦和低调、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人格魅力打动人，以知性力量说服人；刚硬则不怒自威，柔和则舒张有度；待人礼貌、与人为善；少呛声，多发声，发柔和之声；多理性平和、情感丰沛而少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春风化雨，百炼钢而化绕指柔——以此来表现中国，展示中国，强化、固化、美化中国所应有的形象，这当为对外交部发言人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在秦刚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表现、这样的迹象。

实际上，一个人过分的粗鲁、卤莽、蛮横，是其内心不自信的表现，所谓色厉内荏，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日常生活都当如此，更遑论是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外交场合！敌视、敌对、冷眼相见、反唇相讥，无礼搅三分，得礼不让人，更是不足取呢！若深探细究，则上述表现，实际上是思维简单、欲一劳永逸的表现——面对见多识光、智商、大脑反映皆不输其下的一干记者，斗智斗勇、智慧斡旋若不得力，索性上来就一棒子打死。你爱惜羽毛哑口无言，我不在乎，一切以目的为要，全然不考虑形象，包括自我的、国家的。爱咋咋，就这么的了！

或许，一个人的知性、悟性、涵养、境界表里如一、有无了然，硬装不来。但是，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要求秦刚发言人：把你的微笑真诚些，把你的话语、嗓音低调门些；把你的用词、口气调整些，把你的身段、姿态放低些；感觉到你肩上的重担些，认识到你自己的肝火稍旺了些——这个世界上，你代表的中国没有真正的敌人；你对面的人，永远都是中国的朋友而非敌人。

倘若你自己有敌人的话，那这个敌人，其实正是你自己。

生活最大的遗憾就在于它是直线前进的，我们不能后退，我们不能快进，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跳过去，幸福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停下来慢慢欣赏。你可以不喜欢你自己，但你不可以成为别人。生活一如“子在川上，逝者如斯”。总之，我们不能任意选择自己的生活。

然而在电影里，这就完全不同了，一个人的生活可以被解构的千姿百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需要电影的原因，电影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了一种平行空间的关系，在电影里，人们可以找到里一个甚至另几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或许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托德.海因斯在电影《我不在这儿》里将鲍勃.迪伦做了一次解构，让人们看到了六个不同的迪伦。

在六七十年代的摇滚文化里，鲍勃.迪伦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人们一直称他为民谣诗人，但是他对于摇滚乐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1966年，迪伦在一次演唱会里使用了电吉他，激怒了很多在场的观众，有人说他背叛了民谣音乐，其实无论是民谣还是摇滚，迪伦都是在用吉他扮演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因此，他的影响也不止在音乐界里，1997年后，迪伦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称赞这位民谣诗人的歌词，尖锐而简约，就像圣经中的箴言。而迪伦小的时候就认为：“现在这个时候，唱歌带给我的指引，远胜过任何一部圣经”。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要拍他的传记电影的确很难，特别是迪伦现在还活着，今年还出了他的第33张录音室专辑《共度一生》，目前正在欧洲做巡回演出。给活着的人拍电影，总有一点盖棺定论的意味。2005年，马丁.西科塞斯曾给他拍了一部四个小时的传记片《没有方向的家》，将迪伦四十多年的音乐生涯做了一个回顾，更加强了这种盖棺定论的味道。所以，2007年，当托德海因斯拍摄《我不在这儿》时，他尝试着用六个不同的演员，其中包括克里斯汀·贝尔、海斯·莱杰、理查德·基尔，甚至还有女星凯特·布兰切特，来诠释这位民谣诗人，使迪伦有一种不可预测的味道，跳出了一般传记片的窠臼，这也许更符合迪伦的本意，因为他永远在改变，永远让自己处于一种“我不在这儿”的“缺席”状态。

不知道现在的90后对迪伦知道多少，对于70后和80后那些经历过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兴盛时期的人来说，随着摇滚乐一起被引进中国的鲍勃.迪伦，在他们心目中，绝对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然而，即便是那些对于迪伦有所了解的人在看这部《我不在这儿》的时候，难免也有些吃力。托德.海因斯不止是在拍一部人物传记片，他把人物放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来展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对自身定位的一个基础。因此如果对于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化不了解，你可能完全不懂影片在讲些什么，甚至连影片中哪个是鲍勃.迪伦都搞不清楚。

托德.海因斯不仅用六个演员来扮演迪伦，所扮演的角色也并非都用迪伦这个名字。影片里其中有个歌手叫杰克.罗林斯，很多不明就里的观众可能以为历史上真有其人，其实不然，他只不过是托德.海因斯臆造出的一个歌手，是迪伦的一个分身。在现实生活中，甚至鲍勃.迪伦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的原名是Robert Allen Zi-mmerman，后来由于他非常崇拜垮掉派诗人迪伦.托马斯，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鲍勃.迪伦。

作为一部传记影片，这部电影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托德.海因斯用六个不同的演员来所造六个不同的迪伦。这种手法香港导演杜琪峰在《神探》里也用过，但他强调的似乎是人格分裂，杜琪峰要借刘青云的神探之眼，找到藏在人们心中的一只只“鬼”，托德.海因斯在此却试图用这种方法画出一位伟大的民谣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

更为奇怪的是，少年时期的迪伦导演甚至用了一个黑人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非常的关键，他展现了迪伦此后四十多年音乐生涯中艺术灵感的两个来源，一是黑人音乐，一是少年迪伦念念不忘的名字——伍迪.格里思，他也是一个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称他为自己的老师。此外，流浪的途中，少年的迪伦还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黑人妇女，正是她告诉整天迷恋于传统黑人音乐的迪伦，要关注现实，从此，迪伦真的开始关注现实，最终成为了六七十年代批判现实的一位音乐旗手。

其他的五位演员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迪伦，希斯·莱杰塑造了一位批判社会的歌手迪伦，英国演员本·威士肖塑造了一位痴迷于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的迪伦，克里斯汀·贝尔塑造了一位处于爱情与婚姻生活中的迪伦，凯特.布兰切特塑造了一位处于由民摇转向摇滚时期的迪伦，理查.基尔扮演的迪伦最为神奇，他似乎是一个眷恋于自己最后家园的流浪者。正是这众多的迪伦把观众搞糊涂了，国外的影迷给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很多评论说它虽然是一部好电影，但是有些“奇怪”。与此相反，国内的影迷对他的评价却很高，我想大概也是“慕名”而评。

尽管我对迪伦这个人很感兴趣，但其实我并不喜欢他的歌，准确的说，是不喜欢他的嗓音。他的歌影响了很多乐手，也被很多人翻唱过。这部电影里出现的歌，基本都是迪伦六七十年代创作的，导演却很少选用迪伦自己唱的版本，大部分还是由别的乐队和乐手来翻唱的，这也和整部影片的“解构”理念相一致。

电影最后的那首歌是迪伦最著名的反战歌曲《敲着天堂的门》，由安东尼和约翰逊翻唱的，非常好听。回想起来，我最初知道鲍勃.迪伦这个名字，也是通过这首歌，那时是由枪炮与玫瑰乐队翻唱的。印象中这首歌好像被很多人翻唱过，克莱普顿、艾薇儿、Babyface、邦.乔维、音速青年、U2、甚至还有我们的周华健。看着这么多的人翻唱过这首歌，仔细想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实生活在鲍勃.迪伦在面前并非是直线的，他把生活给解构了，而非一般人那样，被生活解构了。或许这正是鲍勃.迪伦的伟大之处吧。